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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中國戶籍改革進入深水區 平衡區域發展或是改革之根本
　　國際在線報道（記者 時冉 王菲）：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開始推行“農轉非”政策開始，戶籍改革已走過三十多個年頭。然而，隨著人口流動速度的加快，戶籍制度被捆綁了諸如住房、教育、養老、社保等諸多公共福利，使得“進城農民難享市民待遇”、“高額戶改成本誰來承擔”等深層次的問題逐漸凸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讓人們對這一改革攻堅戰給予更多期待。戶籍改革為何成為難啃的“硬骨頭”？進入深水區的戶籍改革突破點又在哪裡？
　　24歲的劉麗麗（化名）離開山東農村老家來北京打工已經四年了，換過兩份工作的她如今在北京一家醫療糾紛調節機構工作。像很多同齡人一樣，劉麗麗帶著“城市夢”在北京打拼。但和很多人不同的是，一紙農村戶口讓這個24歲的女孩在工作和生活中飽受歧視和委屈。她說：“有時候，戶口本拿出來上面寫著農業戶口，經常會受到歧視，說你是農民工沒素質，還說你是土包子。”
　　目前，中國像劉麗麗的這樣的“城市漂一族”約2.5億人，他們被稱為流動人口。他們來自農村或者小城市，雖然在城市裡工作生活卻因為缺少一紙戶口而無法享受到正常的市民待遇。
　　“上保險不一樣，農村戶口是上三險，城市戶口就是四險。買房這方面，必須要5年以上納稅證明。不過，以我現在的收入狀況也買不起。”
　　上世紀50年代，由於城市就業機會、生活資料供給不足，為了限制農村向城市、小城市向大城市的人口流動，中國的戶籍制度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應運而生。如今，戶籍制度已嚴重制約勞動力轉移和經濟發展，但取消它卻難走“回頭路”。原因在於60年間，戶口被附加了太多公民權益與社會福利，打破戶籍壁壘必然存在利益再分配。對此，北京市民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一位本地市民表示：“像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已經人滿為患了。開車上班根本走不動。買房難、買車難，還有小孩上學，像我們有北京戶口的孩子想上好學校都不容易，競爭太激烈了。我覺得大城市的戶口門檻不能降低。
　　不過也有本地戶籍人士認為應該開放外來人口的限制並不會影響本地戶籍的利益：“人家（流動人口）也為你這個城市做出貢獻了，為什麼不能享受公平的待遇？不能因為怕競爭就不讓外來人口落戶。農村人優秀了可以來北京上學，你城裡人競爭不過，就應該被淘汰。”
　　一邊是有限的公共服務資源，一邊是亟待解決的社會公平。儘管已經呼籲多年，但橫亘在城鄉、區域之間的這堵牆卻遲遲難以打破，根本原因在哪兒呢？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鄭風田表示，關鍵要政府增加財政投入，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但地方政府在這方面動力不足。他分析：“中央政府希望各地推進，但地方政府沒有這個積極性。北京800多萬流動人口，上海、深圳流動人口有1000多萬，這些人在此工作，為城市做貢獻，但他們的住房、流動兒童上學需要很大成本支出，各地對這些成本支出沒有積極性。這就是追求短期效應，利用人口紅利，但你的負擔我不解決。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要中央出台措施，對各地解決外來人口設定解決指標。防止一些地方政府有所謂把外來人口趕出去的可笑說法。”
　　有研究顯示，目前中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約13萬元，預計2030年前我國有3.9億農民需要市民化。以此粗略計算，市民化所需公共成本約51萬億元。這對地方政府而言確實是一筆龐大的資金。不過，成本支出對政府而言真是無解的難題嗎？
　　重慶市作為中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自2010年8月全面啟動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以來，已讓近400萬農民進城落戶。重慶市發改委負責戶籍改革的副主任徐強說，從重慶改革經驗看來，通過有效借助市場力量，政府完全可以承受這樣的改革成本。
　　徐強表示：“就社保來說，是多元化的分攤，社保人員有自己繳納的部分，企業繳納的部分，有國家社保基金的基礎養老金部分，這是多元化的分攤。再比如，如果農民退出宅基地，可以在地票市場上進行交易，購買地票的企業支付了成本，所以說政府的壓力是可以承受的。”
　　經過多年改革，如今地級市及其以下的小城市落戶已基本放開。不過有研究顯示，全國20％的流動人口集中在五個大城市，大多數的流動人口仍希望到戶籍門檻並未放鬆的大城市落戶。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榮指出，造成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在於各類資源高度集中在少數大城市。如果繼續保持現有的城鄉、區域發展格局，大城市必須要逐步放開戶籍限制，但長遠而言，區域平衡發展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
　　他說：“戶籍改革要突破字面意義，從發展格局來改變，要讓更多城市發展起來，不要讓所有的機會和項目都放在少數的幾個大城市。從根上講就是要區域均衡發展。”
　　不過，對於多數年輕人來說，擁有優質的資源、較高的收入以及豐富的就業機會的城市無疑更具吸引力，在城市落戶、在大城市扎根依然是很多人的夢想。
　　“為了下一代更好的教育，為了給自己一個努力的方向，為以後發展做一些努力吧。” 劉麗麗說。